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这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跨国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促进了我国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为在华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商业机会。这种良性互动使得在华跨国公司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保持稳健增长。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给在华跨国公司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展望“十四五”时期，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提供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跨国公司发挥其技术优势，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那么在华跨国公司的发展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加入WTO后，我国积极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作为全球化受益者，我国全面支撑和促进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张，使得在华跨国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可以说，在华跨国公司是我国在对外开放政策下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产物。1949年以来，全球发生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参与了其中两次，为全球化和全球贸易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外资的涌入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工业增加值增长、税收增加、贸易总额和出口结构提升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的全球疫情给在华跨国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不确定性。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加重了大国之间的信任危机，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市场的有效需求和供给。国际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正在加快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日趋严峻。

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而言，决定其投资的根本因素可能是接近市场、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完整的产业链所带来的配套能力等。在复杂的形势下，在华跨国公司既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蔓延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关注我国的市场环境和长期发展前景。中国的营商环境相比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同时中国市场拥有较完整的产业链及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这对提高企业生产率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激发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我国应努力改进需要且可能改进的方面，建立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体系，不断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的水平，提高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竞争力，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促进国际循环的增长以带动国内循环，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概况

我国在对外开放和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十三五”时期，在国际环境充斥着种种不利因素的情势下，我国依然充分体现出来了吸引跨国公司在华稳定发展的大国优势，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总体状况良好。

1.历程与现状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开始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加入WTO，使得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广度与深度明显得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如图1所示）。

一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初期试探投资阶段，具有参与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少、投资规模小的特点。

二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投资快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全球化加速使跨国公司普遍加大了拓展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也受益于此。

三是21世纪初前10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进入了稳步扩张阶段。2008年，中国吸收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含港澳台资）在规模上突破了千亿美元的数量级（如图1所示）；如果剔除掉港澳台资，则接近于500亿美元的峰值水平（如图2所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与收缩，到2010年，才有企稳与恢复的迹象。

四是2011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了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但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或商务服务业的投资比重有所上升；在制造业领域，劳动密集型的投资比例有所减少，投资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环境友好型和高端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从总量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吸收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含港澳台资）从2010年重新迈上千亿美元的台阶后，一直在1000亿～1400亿的水平间小幅增长；剔除掉港澳台资，则从2008年的峰值回落到了400亿美元的水平上下波动（如图2所示）。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金额，计入港澳台资，则保持在1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2019年超过1400亿美元，接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1/10的水平，是连续3年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目的国。如果剔除掉港澳台资，则保持在三四百亿美元的水平。其中，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如图3所示）。

2.在华跨国公司来源构成与变化态势

在华跨国公司的国别来源高度多元化，来自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遍及世界各地。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的构成情况看，各大洲对华投资占比差异较大，前3位的来源地为亚洲、欧洲与拉丁美洲。图4列示了各大洲占比的具体构成情况，亚洲占比35%，欧洲占比37%，拉丁美洲占比22%，北美洲占比13%，非洲与大洋州（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占1%。

从分国家的情况来看，按照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进行排序，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居前8位的投资来源国。

在五大洲中，对华直接投资金额排第一位的是亚洲。在亚洲，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分别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三国。“十三五”时期，这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呈现为趋势分化的波动状态。

首先，新加坡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在不计入港澳台资的情况下。2015～2017年，新加坡的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不降反升。2019年，新加坡以76亿美元排在对华直接投资国的首位，同比增长45.87%。

其次，是韩国。“十三五”时期，除2017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度，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都呈同比上升之势。2019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55亿美元，同比上升17.85%。

最后，是日本。在经历了“十二五”时期因为外交关系因素而发生的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之后，“十三五”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在30多亿美元的水平小幅波动，2018年有明显的上升，2019年为37亿美元，同比下降2.58%。

从欧美国家看：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金额排在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与日本三国之后。“十三五”时期之初的201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显著增长，增幅达到了14.22%；之后，除2020年受疫情冲击及中美博弈影响外，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金额达到27亿美元，同比增长0.4%。“十三五”时期，德国和英国对华直接投资变化趋势相一致，先是2016年的显著增长，再是2017年的显著下降，然后是2018年的显著增长及2019年的显著下降，经过这几年的波动发展，基本又回到了进入“十三五”初期的水平。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在进入“十三五”时期之初即呈现出下滑态势，2018年出现小幅增长，目前处于和英国相接近的、不足10亿美元的水平，而在2015年，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原本为英国的接近两倍的水平。

综上，在“十三五”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下滑、相对低迷的情况下，除2017年各国对我国直接投资规模明显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外，欧美日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亚洲国家跨国公司更是克服了“十三五”初期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及中后期中美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在2018年以后全球经贸投资活动恢复增长中，表现出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积极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从跨国公司的户均资产规模看，2019年，这一指标值为5.68亿元，是20年前的5倍多（如图6所示）。过去10年间，这一指标一直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十三五”时期的增长势头，甚至优于“十二五”时期。这表明，截至“十三五”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总体增长趋势是比较稳固的，克服了短期因素的冲击。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滑49%，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75%，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16%。上半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仅减少4%，而到2020年3季度，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已比去年同期增长2.5%。

三、需要关注的三个实践问题

“十三五”时期，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变化，我国对在华跨国公司的规制明显增强。201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20年，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法律法规趋于完善，有利于保障跨国公司在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从近期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加之国内外市场环境因素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带来了几个需要关注的实践问题。

1.跨国公司撤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方政府一贯通过种种政策优惠来增加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这种为跨国公司提供超国民待遇和各种成本节约机会的政策取向，在“十三五”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越来越缺少来自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加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撤资现象有所增加。撤资现象分为两种类型：

（1）被动性撤资。这种情况下，导致跨国公司撤资的主因是跨国公司自身经营亏损或经营不利而被迫实施撤资。统计显示，“十三五”时期，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出现了波动，其在我国市场的盈利水平长期稳定增长的局面发生了改变。近年来，我国人力成本与综合营商成本上升较快，本土企业竞争能力提升较快，跨国公司的利润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2019年其会员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其过去18年来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低水平，只有61%的会员企业表示，其财务表现为“盈利”，而之前盈利会员企业占比最低水平为64%，分别出现于2005年和2015年。受此影响，那些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有业务衰退迹象的跨国公司，有明显的撤资活动。如，2017年，麦当劳向中信集团出售其大陆及香港地区业务；2018年，英国玛莎百货退出；2019年，三星手机业务撤出。

（2）主动性撤资。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撤资行为是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与制度因素变化而做出的战略调整与安排。

在两类撤资现象中，主动性撤资，更需要从政策层面予以关注。尤其是有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在相应的产品市场以及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体系中尚拥有较为显著的要素成本优势与产业集聚配套便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主动收缩投资规模和移出生产能力。对这类看起来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企业行为的背后成因，需予以重点研究。除宏观层面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外，在微观层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缺乏透明度、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也导致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冲击。中国欧盟商会对跨国公司的调查反映出来了一系列政策干预扰乱企业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有的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为追求实现单一目标而不计经济后果，这类政策对企业利益造成了损害，打击了其投资信心。

2.跨国公司的技术贡献趋弱

有关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贡献大小，在理论研究中是存有争议的。大量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对当地企业具有重要

的外溢效应，包括技术外溢、出口绩效外溢、生产率外溢等，其中外溢效果既可能来自外资进入的示范效应，也可能作为外资进入强化东道国市场竞争的结果。积极的观点认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总体是成功的，跨国公司将技术、管理、人力资源注入中国，在促进我国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同步促进了我国产业技术升级。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看重市场机会，在必须培育和选择供应商的情况下，也会有意识地控制融入其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企业的技术积累与技术赶超的节奏。因此，不宜高估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工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在20世纪末，跨国公司确实助力于我国经济实现了从不开放到面向全球开放的起步发展；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也确实出现了跨国公司对我国技术升级贡献趋弱的情况，有跨国公司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对我国企业潜在的技术赶超做出防范与限制。上述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与国外差距大的领域，跨国公司的参与往往能够起到拉动我国产业技术发展的作用，但在那些与国外差距逐渐缩小的领域，跨国公司的参与所产生的技术贡献日趋弱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多数产业技术升级到一定水平后，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技术升级贡献趋弱的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中国企业日渐逼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可容忍的技术经济进步极限的水平，于是美国决意从战略上阻断中国企业在开放条件下充分调动外向性资源向新技术和复杂技术领域升级的成功发展路径，将中国企业封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环节。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加快推行对中国“脱钩”方针，以高技术领域和保障供应安全要求强烈的领域为突破口，以各种政策手段干预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以期全面降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企业的依赖。未来一段时期，迫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政治压力，跨国公司在全球部署先进技术资源时，必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