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市场这一舞台上，券商分析师如同指挥家，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上市公司信息，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化投资建议和服务。然而，随着研报使用价值的减弱，分析师“做研报”逐渐演变为符号生产，“卖研报”也嵌入券商与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现象映射出金融与社会关系的结构变迁，预示着金融化社会的兴起及其潜在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化社会逐渐兴起。金融化提升了国家控制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带来了危机风险。金融化社会的特征与趋势需要社会学从多种视角加以关注和研究。

券商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信息中介的角色，通过专业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市场走势做出研判并对相应的投资行为选择提出建议。然而，券商分析师及其研报制作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金融学领域，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解读相对较少。

本文探讨了券商分析师在金融市场普遍不看重研报内容的情况下仍不停地生产经营研报的原因，以及券商分析师生产研报的行动逻辑映射出金融与社会的何种关系。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阐释券商分析师的行动逻辑及其与金融化社会的关系有两重意义：一来可以为认识券商分析师专业化金融行为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二来可以为社会学走出“剩余策略”、聚焦社会的中枢系统、直面具体金融现象和具体金融交易过程开辟并拓展出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本研究运用质性调查法，对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客户经理、券商管理层和股民等相关主体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并参与了其中一家证券公司研究发展部的研报制作工作，对研报生产和分析师的劳动过程进行了参与式观察。

本文从金融化与嵌入性、分析师的市场作用、信息中介与价格“创造”三个方面梳理和评述了相关研究和理论。金融化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社会学者透过金融现象看到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金融化不仅意味着金融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上升，而且意味着金融资本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影响。社会金融化的关键特征，是金融逻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底层逻辑。金融化过程中，国家可利用金融集权获得更大的资源控制和动员能力，从而提升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能力。

在金融市场上，券商分析师扮演着信息生产和流通的角色，身处应用性较强的领域。券商分析师通过专业的信息获取和信息提供，对金融市场信息有效性提高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券商分析师并非完全独立的群体，他们受复杂外部利益因素影响，做出的研判和提供的信息通常不是客观中立的，因此，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较为有限，有时还会对公司和投资者有负面影响。

分析师试图从中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对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投资价值和影响其投资价值的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最终出具一份包含具体证券投资意见评级的文件。作为连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金融中介，分析师给出的评级结果对二者皆有影响。分析师的研报作为投资者的重要信息来源，其评级高低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变化。分析师的共识所形成的“市场预期”影响着企业融资。

如果认为分析师只是根据理性行为原则预测市场价格，其实有些片面，因为分析师也在“创造”市场价格。关于分析师如何“创造”市场价格，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各自的解释。有学者聚焦于分析师的信息处理过程，指出个人和社会的因素都会影响信息收集和分析过程，进而影响盈利的预测结果。也有研究从认知偏差和利益冲突视角来看待分析师的预测行为，认为认知偏差、个人利益以及对关联利益的考虑都会影响到市场报告的中立性。

随着金融市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快速兴起与发展，分析师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规范化水平逐渐提升，对分析师职业属性的疑问和讨论也日益增多。分析师生产出的研究报告存在结果和过程的双重不确定性，学界对其结果的准确性和生产过程的合法性有不同的认识。研报的公共物品属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有关分析师和研报生产的研究目前更多从金融学或经济学视角出发，聚焦于研报本身及其金融效应。本文试图从社会学视角，考察分析师群体是如何生产和“经营”研报的，从而揭示这一金融现象所蕴含的社会结构与转型的意义。

券商分析师通过广泛收集公司的各类公开信息，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架起一座“信息桥梁”，以促进金融市场中的信息集中和流动。在行业内，分析师收集、研究、传播证券投资信息的工作通常被称为“做研报”。研报中的评级结论用来指导投资者进行交易决策，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可以说是研报的使用价值。然而，在实践中，分析师似乎不太关注和在意研报结论的准确性及其使用价值。研报的评级结论并不一定准确，对投资者获得交易收益的帮助并不确定，那么，券商为何还要花费精力和财力去做研报呢？换句话说，分析师做研报的意义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有研究认为，分析师做研报实际上是在讲投资故事。从他们想要讲述的公司的故事开始，通过调整数字估值以便让预估符合一般情节，故事便是分析师实践的中心。他们在一些业内“共识”的基础上，用公开的金融信息“编织”估值故事。笔者认为，分析师做研报不只是为了讲述关于上市公司的故事，更是在进行符号生产。研报的重要性不在于评级结论预测的准确性，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专业分析研判的符号，亦即券商的话语符号。研报的符号象征意义重于其投资应用价值。

分析师做研报演变为符号生产行为，与证券研究业的激励制度和分工体系有密切关联。在券商分析师的考核体系中，研究报告数量已成为考核指标之一。券商研报的实际使用价值的弱化意味着做研报演变为符号生产。正因为研报的价值越来越表现为符号价值，所以研报逐渐成为金融市场的一种公共符号，大多券商将研报看作金融公共物品而非报偿性供给。研报从个体公司的生产和信息服务转化为券商业界的公共符号，研报的结论和趋势判断不再追求专属性，而是作为一种交流媒介，成为公众和投资者可获得的公开信息或公共符号。研报的公共符号性表明其信息内容和信息服务的专有性、独特性和较弱的应用价值，其中很多信息不过是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开信息而已，不同的是标上了“券商研报”的标签符号。尽管研报的使用价值不再被人看重，但作为标识券商和金融市场的公共符号，研报的定期生产和出具成为一种惯例。制作过程的科层化、模版化和形式化，导致研报的专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削弱。

尽管分析师“做研报”出现符号生产与再生产的趋势，但分析师群体的存在及其价值仍然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分析师在研报中所作的判断是有定价的，并依此形成研报交易市场。在金融市场，分析师大多属于卖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通常是研究报告的购买方。从一些关于分析师的激励制度来看，服务客户的工作量及服务质量在考核中占比可观，约占总考核的55%，因此研报购买方的评价对分析师而言至关重要。在实际操作中，券商研报的主要买方是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中没有席位，他们需要通过券商进行股票交易，券商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营业收入。买方并不对卖方分析师所提供的研报直接付费，而是每季度对各家券商的分析师进行派点打分。派点打分的结果直接影响买方基金公司的“交易分仓”决定，而“交易分仓”又与分析师的收入“佣金分仓”挂钩。以“《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为代表的声誉激励手段，是分析师研报交易市场中独特的制度设置，为券商研报的卖方和买方提供一种平衡机制。因为在研报的卖方与买方间存在极大的供需不平衡，经常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分析师生产出的大量研报其包含的信息量远大于买方所需或者能够做出判断的信息需求。分析师的“卖研报”行为镶嵌于金融市场体系和社会网络之中，那么从嵌入性视角来看分析师的“卖研报”过程就有助于我们理解研报经营的逻辑及其社会学意义。

对券商分析师生产经营研报行动的考察不应只停留在对这一行动及其行动逻辑的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应透过微观行动来理解和认识宏观的社会变迁趋势和社会性质问题。券商分析师群体的出现和存在只是金融市场一隅，他们“做研报”“卖研报”的行动是金融市场中的平常现象。但是，在券商分析师及其研报经营行动之中映射出金融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可以说，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运行模式正悄然兴起，可能以并不起眼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看似平常的证券研究报告，似乎只是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向金融市场供给专业的信息服务而存在，然而其背后的社会事实却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金融化社会的兴起。金融化社会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70、80年代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金融全球化，手段是金融市场。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国际分工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全球化，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相互影响度进一步加深。也有观点认为，金融化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即金融社会，金融社会是因信息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下，金融系统成为社会的中枢系统。金融化社会不仅有结构变迁的表征，即社会经济中金融资产的比重明显上升、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明显增强，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变化上：社会的金融意识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非金融公司、政府机构、家庭和个人从金融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关于金融化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其背后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制度，忽视了支撑这一社会现实的微观事实和微观机制。对券商分析师生产经营研报的考察与分析为我们认识金融化社会运行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一个窗口。在金融化社会中，金融与社会之关系的典型特征是金融业高度发达，金融嵌入社会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金融对社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空前。金融之所以广泛而深入地嵌入社会，其微观的支撑机制正是金融市场中越来越多元化的行动者，证券公司及其分析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重要行动者之一，券商及其分析师的研报生产经营行动看似越来越走向符号化，但其实质则是金融嵌入性越来越强。大量研报象征着金融专业化的分析和研判。无论是否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研报信息都以符号和金融意识广泛渗入社会，不只影响到基金公司等专业投资机构，还对社会中的千家万户产生影响。

散户投资者关注券商的策略会和研究报告，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属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下，这一行为关乎金融的社会嵌入性问题，亦即金融市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金融环境和制度对行动者的影响。散户投资者与券商分析师只是通过一次金融策略偶然建构起的弱关系，但是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嵌入建构起的社会网实际上为金融信息或符号的传播奠定了结构基础。因此，券商分析师和投资者共同构成了金融化社会弱关系强影响的社会网，而且他们的嵌入性行动又在不停地建构和维系着这一社会网。

对券商分析研报生产经营行动的分析引入嵌入性与社会网的观点，但并不局限于格兰诺维特的“直接因果的分析”，因为格兰诺维特这一分析框架“不曾讨论广泛的历史与结构环境导演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特征”，也不讨论“现代社会本质或政治经济变迁来源等等大型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关注的是金融市场主体的行动嵌入性这类微观机制问题，以期揭示专业性行动如何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以及这些社会网络又对专业性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还关注嵌入性金融行动所产生的社会本质这样的大问题，亦即微观的嵌入性金融行动如何构建起金融化社会，以及这一社会新形态有着怎样的变迁趋势。

将嵌入性与社会转型和社会本质联系起来，类似于波兰尼的嵌入与脱嵌理论。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金融衍生品的层出不穷，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导致金融对社会的整体支配作用和关键性影响日益显现，这便是金融化社会的金融嵌入性问题。金融行动原本嵌入于社会中，金融市场并不是经济理论所认定的自律性市场，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然而在社会朝着金融化方向发展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嵌入于金融市场之中，越来越受金融市场力量的左右，社会关系逐渐从属于金融市场的多样化产品和行动。

研报经营行动的嵌入性特征体现在它并非孤立的专业行动，而是金融市场中的嵌套行动。研报交易不是局限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等专业投资机构投资决策者之间的具体交易，研报作为证券公司的虚拟商品会通过多个部门在金融市场上流通，且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券商客户经理的说辞表明，金融机构的专业化行动彼此关联、相互嵌套，这些嵌套性行动提升了金融影响面和影响力，不断让越来越多的人卷入金融市场，导致更多社会关系嵌入金融市场。分析师与基金经理之间的研报交易行为虽是金融市场的专业化业务联系，但非正式的关系网嵌入其中，体现了嵌入性金融行动对社会的引导和重新形塑。尽管在金融市场中行动者并不一定关注研报的实际效用，也不一定会按照研报信息进行投资选择，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专业分析信息，研报仍然会以符号媒介的形式对市场和社会会产生广泛且重要的影响。

至于脱嵌问题，波兰尼认为，一个从社会中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体制是一种乌托邦，这样的制度将对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后果。从19世纪的社会史来看，“真正的商品”在拓展市场组织，而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为主的“虚拟的商品”则限制其发展，使得脱嵌无法成功。对于金融化社会而言，金融市场的转型和发展导致脱嵌日益显现，金融市场以创新的名义和专业化手段“生产”出大量“虚拟的商品”，顺利规避国家监管，提高了市场脱嵌社会的可能性，增加金融风险。就券商分析师研报生产经营行动而言，这些看似普通的金融市场行为实际上映射出金融市场的脱嵌现象，因为在此过程中，金融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试图通过制度和技术规范建构独立于社会的金融市场幻象，并试图将金融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

当今社会，金融市场不断嵌入社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人依靠金融市场获得养老金以及增加资产性收入，政府和企业依赖金融市场获得投资和增长。对于社会学来说，如果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