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子达：农村‘四清’运动历史分期新视角——基于地方‘四清’案例的深入分析
20世纪60年代，我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处于关键历史节点，过程复杂，研究价值高。随着地方和微观党史研究的发展，1963年至1966年的农村“四清”运动逐渐被充实和丰富。在案例叙述中，不同研究对“四清”时间问题的分歧，给历史叙述和研究造成混乱和困惑。本文从梳理农村“四清”研究的分期入手，分析几种分期方式的优缺点，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四清”运动，并将宏观与微观研究更好地衔接起来。
“四清”运动始于“大跃进”中基层问题的浮现，旨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四清”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方式。然而，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运动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了“左”的错误。运动在中央层面展现出阶段性，但与微观个案难以准确契合。例如，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从1963年持续至1965年，而房山区则在1965年秋季以后才开始。随着微观研究的发展，地方“四清”的差异性不断被挖掘，宏观研究的三种分期方式（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在个案叙述中产生不同结果。
二分法以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布为分界，将“四清”分为“小四清”和“大四清”，侧重描述运动向“文化大革命”转化的过程，但在解释微观实践上有很大不足。四分法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有利于呈现中央政策变化的具体原因，但并非每阶段的政策都能在基层得到充分体现。三分法将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强调1964年下半年运动较激烈的阶段，凸显“二十三条”在基层实际的纠偏作用，更偏向观察运动在基层的具体走向。
本文认为，三分法更适合微观研究，结合“四清”批次的概念，更能符合农村工作的周期性规律，接近“四清”运动原本的开展逻辑。1963年至1966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形成三个大的批次，分别对应“双十条”阶段、后十条修正草案阶段和二十三条阶段。调整后的三分法有助于分析和比较“四清”在中央与基层、理论与实践上各自的发展脉络，使地方研究更易于对应宏观研究框架下的叙述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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